重获与实在的联系——专访政治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教授
本期嘉宾
埃里克·沃格林( Eric Voegelin，1901-1985 ) ，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大法学家、奥地利宪法起草者、自由主义法学大师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的博士生，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 ) 齐名的保守主义者，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沃格林一生致力于研究二十世纪的地方性政治暴力，这一努力相关于政治、历史或意识的哲学，著有《政治思想史研究》《新政治科学》《秩序与历史》《政治观念史》《科学、政治及诺斯替主义》等作品。《沃格林：历史哲学家》一书的作者尤金•韦伯这样评价他：“沃格林在这些哲学家中鹤立鸡群，是因为他将最复杂的哲学反思与最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他把认知、理解、存在的开放性以及洞见的深度结合起来，使得他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历史哲学家。”
沃格林于1901年出生在科隆，1910年随父母搬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并成为该校法学院的政治科学教授。在奥地利，沃格林开始与阿尔弗雷德·舒茨和哈耶克建立了长期友谊。1933年至1938年间，他出版了四本批评纳粹种族主义的著作，1938年因德奥合并而被解除教职。为了避免被盖世太保逮捕，沃格林和妻子在瑞士短暂逗留后抵达美国。之后沃格林在各大学任教，1942年加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府学院。1958年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邀请，继任马克斯·韦伯的政治科学的教席。自1920年韦伯去世后，该职位一直空缺。在慕尼黑，沃格林创立了政治科学研究所。1969年，沃格林回到美国，加入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成为亨利·萨尔瓦托里研究员，在此工作直至1985年1月19日去世。
由于对沃格林著作的订购趋势上涨，2000年，慕尼黑的威廉·芬克出版社（Wilhelm Fink Verlag）出版了305页的国际参考书目索引。美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沃格林研究中心，他的著作最也被翻译为葡萄牙语、日语等多种语言。密苏里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沃格林的34卷主要作品集，慕尼黑大学的埃里克·沃格林档案馆也收录了沃格林的各种主要和次要著述。
编者按
正如尤金•韦伯所说，要了解沃格林的思想发展，必须牢记一个政治学者在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真实处境。沃格林目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见证了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匈帝国解体和统治奥地利长达六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终结，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思考纳粹运动、种族观念等现实问题。沃格林对政治哲学的思考蕴含着他对新生政治秩序近距离的观察。
1973年，《新奥尔良评论》的副编辑彼得·坎杰洛西（Peter Cangelosi）和特邀编辑约翰·威廉·科林顿（John William Corrington）一同采访了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这次采访最初登载于1973年的《新奥尔良评论》第2期，题为“历史哲学：一次对沃格林的采访”。比尔·麦克莱恩（Bill McClain）和保罗·卡林杰拉（Paul Caringella）订正了一些手抄本可能有误的地方。本文英文原文载于网站“沃格林视角”https://voegelinview.com/。在这次采访中，沃格林围绕“政治哲学学科”、“进步与畸变”、“超越”、“诺斯替主义”、“黑格尔”、“深度心理学”、“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重获与实在”等主题表达了自己的哲学原则与概念及其对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关切。本期政治学人特此编译，以飨读者。
01
问：沃格林博士，你认为你对人类知识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埃里克·沃格林：
实际上，我对“贡献”（contribution）这个词的用法持相当的怀疑程度。它含有某种进步主义者的概念——他们认为存在着人类历史的进步，以及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做着自己的贡献。我并非否认人类历史存在某种连续性，但是我很不确定我的作品是否能够被归类为一种对其他事物做出的贡献。
哲学和科学最初的意义，无疑，他们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对别的事物的贡献。在最高的一些目的之上，并没有更进一步的目的了。它们沉浸在一种相当无目的的活动中，对实在结构（structure of reality）的探索中。
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区分政治科学和历史哲学。因为，正如亚里士多德已经确切表达过的，哲学家所必须处理的是人类事务，哲学实际上是博爱的（philanthropic）。
此外，关于人类事务，存在三个维度：个体的存在、社会维度，以及作为政治动物（zoön politicon）的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充分发展第三个维度的概念。他在《伦理学》中处理了第一个关于个体存在的维度，在《政治学》中处理了人的社会维度，但是他并没有写作《历史学》（Historics）。就人的存在来说，所有这三者（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如果说我现在对历史领域比对社会领域更有兴趣，那是因为自十八世纪以来，人的存在的历史维度已经被意识形态建构歪曲得几乎面目全非。
今天，我们必须重获古典意义上的历史的含义。古典意义上的历史意味着一个人忙于提升意识的敞亮（luminosity of consciousness），通过这一过程，人能够参与实在，认识实在，提升对意识的分析。不得不说，这才是真正的主题。
此外，意识的进步或提升只能够在个体的存在中进行，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如果你取得任何进步或提升，它们将同时是历史的进步或提升，因为这种进步是一个历史事件，并在历史中勾勒出一条意义之线。
哲学家的坚实进步对全人类有效
02
问：关于这一点（哲学家的坚实进步是对全人类有效的），你曾在你的《新政治科学》中用“代表”（representation）一词来表示，一个人在意识上取得了进步，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全人类意识的进步？
埃里克·沃格林：
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更精确一点。每一个真正的关于意识的分析，或者说，对他自己的结构性的参与实在的分析，都是实实在在可靠的分析。他必须具体地分析他参与实在的具体过程。
但是在这种分析之下隐含了一个常常被忽视或掩盖的假定——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类型的意识，因此，你在你的意识进步或提升中所具体发现的，同样是对所有人有效的。当然，它不能被证实，但是这是一条一般性的假定，它与任何历史中的意识的进步都相关，与代表的特性（representative character）相关。
但是，这种意识的进步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畸形的，而且，代表的特性同样能够是畸形的。无论一个哲学家想通过意识做什么，他所希望的是做能够代表人类的事，就像代表他自己一样。在这里，人类的存在是一种集合的结构，也即所有个体。
一个恰当的例子是杜尔哥（Turgot），他认为自己关于神学、形而上学、科学三个部分的作品具有代表性的进步。并非所有的人都实际参与或充分意识到了这种进步。杜尔哥创造了一个关于人的概念——“作为整体的全部“（masse totale）。他的理念后来被孔多塞、圣西门、孔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所接受，并逐渐发展成全人类需要遵循以杜尔哥和以上列举的人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引领。
因此，关于代表的主张是这样的。你可能会说，真正的进步不过是主观宣称是在人类中具有代表性的，这才是代表所涉及的真正问题的本质。但是，个人的意见是不能够称之为代表人类的。在代表性被人刻意的宣称时，它实际上是被扭曲了。这些人除了实施对实在的扭曲，对任何特别的事都不具有代表性。
03
问：因此，你将代表的范畴限定在那些真正能代表人的范围内？
埃里克·沃格林：
不能这样说。因为代表的范畴在意识的每一项进步中都是根本的。它属于人的自然本性，这一自然本性假定了人在他所做的每件事中都有代表性。因此，代表性也能够被那些实际上扭曲了意识的人所使用，然后进一步，他们宣称对全人类具有领导权，“作为整体的全部人类”，从而号召人们与他们一道步入那种畸变、扭曲（deformation）。
因此，在杜尔哥、尤其是孔多塞、随后又被孔德、黑格尔以及马克思极力主张之后，我们能够看到是每一个人都跟随他们进入了他们特制的存在的牢笼。即使一个人将存在扭曲成了一个牢笼，他也并没有停止声称具有代表性。因此，我们必须在真正的关于意识敞亮（luminosity of consciousness）的进步和新的畸变、扭曲中做出区分，这种新的畸变属于柏拉图提出的盲目（scotosis）的范畴——对意识的遮蔽。
区分进步和畸变
04
问：在当代世界，意识的范畴已经被相当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查尔斯·雷奇（Charles Reich）的《绿化美国》一书中可以看到。可以说您所使用的意识一词，与雷奇教授是有相同意涵的么？（译者注：《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是1960年代末的美国一本畅销书，作者是查尔斯·雷奇（Charles Reich）。该书主要探讨美国梦的演变。作者认为在十九、二十世纪的美国经历了三个层次的美国梦的演变。第一层次是指传统的美国梦，以靠自己努力成功为理想指标，在发明、机械化、生产和进步划上等号，认为大自然固然优美，但必须征服它，利用它。第二层次的演变来自工业化、资本化与企业化的社会力量影响，个人的力量变得渺小，必须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企业机构。第三层次的美国梦是超越主义的新价值观，认为自己才是真实的，因此个人的成功不在财富的累积，亦不在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在修得完整的自我人格上。）
埃里克·沃格林：
意识这一术语，自从黑格尔唤醒它之后，确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时髦。他的意识哲学将意识理解为不属于任何一个人，而是一种想象的意识，其中不存在主体（subject）。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假设，从中你可以放置任何想象的构造。例如雷奇，赋予了第三世界一个意识。第三帝国为德国铺平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在西方历史中长期存在着关于这种第三拯救-王国的思辨(third salvation-realm speculations)的既定的传统，尤其是在黑格尔、孔德和马克思那里。
黑格尔，巫师和技术高超的工匠
05
问：沃格林教授，您最初凭借《新政治科学》对知识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从那时至今，您又出版了其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尤其是秩序与历史三卷本，其最少还将有一本续集。如果现在您能够重写《新政治科学》，您会修改它吗？
埃里克·沃格林：
不会，因为它是一组紧密的讲座，就讲座而言，你只能够做那么多。也因为是这样，这本书在实质与形式之间有着极好的一致性。我并非认为这是一本完美的书，或者类似的什么，也不是说那本书已经说得够多，不必再多说什么了。而是作为一部六场讲座集合的文字作品，你没有办法再在其中增添更多的东西了，因此我不会改变它。如今有很多我当时并不知道但现在需要去解释的事情，因此，我会在当下来说这些事情（而非去补充曾经的东西）。
06
问：更具体地说，就关于现代性本质的诺斯替主义的第三个部分，如今您有其他更多的想法吗？
埃里克·沃格林：
是的。因为自《新政治科学》出版以来，25年的介入研究让我知道了更多关于西方思想史的连续趋势。诺斯替主义显然不仅是唯一的趋势。还有一个必须得包括在内，我在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即启示论的诸多分支、1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以及炼金术、占星术的部分，这一部分导致了刻意的巫术的运作，以及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表达了他的构想：现象学的目的是找出具有魔法的语汇，通过这些语汇你能够在脑海中显现出未来的样貌。他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巫师。
07
问：更具体地说，就关于现代性本质的诺斯替主义的第三个部分，如今您有其他更多的想法吗？他不仅是巫师，还是一位精神食谱的作者。他希望别人能够追随他走同样的一条路。他的目的并不深奥难懂（esoteric），而是极易理解的（exoteric）。
埃里克·沃格林：
关于这一点，我不会使用食谱（cookbook）这一术语，因为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魔法行为，通过这一行为，实在被惊人地改变了成了完美的实在。
08
问：就这一方面而言，在当代有哪些写作者或思想家是与黑格尔类似的吗？
埃里克·沃格林：
不，你不能想象他们能够是一样的。黑格尔是顶级的工匠、完美的哲学家，他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便他误用了他的知识。他想在异化的经验基础之上建构一个思辨的体系，同时不不容忍任何异化的状态。
这是尚未被很好认识的一点。因为读他的作品的人们常常会试图翻译和解释，在他的那些术语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些人并没足够的平行比较的知识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黑格尔有一个习惯，他从来不注明他的引用。
所有这些异化的范畴，例如方向(direction)、分配(division)、分离(separation)，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都是取自普洛丁(Plotinus)。他们是普洛丁的生活、人生的概念，仅仅做了一些小的变动。
从“上帝之死”到深度心理学
（Depth Psychology）
09
问：您怎么看待后基督时代（post-Christian age）的概念？
埃里克·沃格林：
我会将它与其他“超越”（beyond）文学归为一类：“超越道德”、“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基督教”、“超越尊严和自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完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一种启示论类型的作品，除此以外，我对它没有任何特别的兴趣。
10
问：您如何看待“上帝之死”？
埃里克·沃格林：
不得不坦率地说，黑格尔发展他了关于上帝之死的预设，这在他自己的那个著名的意识的建构中是说得通的。他所谓的意识并非真的意识，并在他自己的作品中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上帝在黑格尔处显现，最近的一次神显如今就在黑格尔的著作中。
因此，如果你坚持在黑格尔之后上帝死了，你必须意识到，至少，选择上帝之死就是成为一名黑格尔主义者。如果你谈尼采，仅仅只有当你成为一个尼采主义者，对上帝的谋杀才有意义。但是如果你仅仅是坚持上帝之死或者对上帝的谋杀，然后到处闲逛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你实际上就是一个幼稚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11
问：从那些思想家那里，我们得不到拯救？
埃里克·沃格林：
对的，你可以忽视他们。他们会继续存在。但是你可以做别的事。你不必浪费你自己的时间在这些上面。例如，探索别的我们习以为常的事，并重新发现人类的意识。去年，有一本瑞士哲学家罗伯特·俄耳浦斯（Robert Orpheus）写的书，追溯了某种特定类型的意识从古典时代直到十五世纪的连续性。因故，一种有上千年历史的意识得以重新向我们开放。
12
问：您是说当今首要的知识力量是深度心理学吗？（译者注：深度心理学是一种心理疗法，涉及对细微的、无意识的，以及具有超越性的人类经验的方面的探索。）
埃里克·沃格林：
不，深度心理学没有太多作用。你不可能通过心理学对哲学科学（philosophical sciences）进行有深度的探索。你仅能够通过向内的洞察（insights）才能从深度的地方得出一些东西，但是通过心理学去处理这个不可能有什么收获。
你可以看到，无意识（unconscious）是永远没有意识（conscious）。而一个能够被心理学家变得有意识的无意识并非真正的无意识。当你把荣格作为典型考虑时，除了视它为充分的有意识的关于实在的经验符号并接受外，并没有关于无意识的东西。这些都被心理学家和他们的病人归到了无意识的范畴中。因此，如果你仅仅分析那些病态的情况，你将发现大量的符号被归到了无意识的范畴，而在健康状态的情况中，这些都是属于“有意识的”。
13
问：但是存在关于你所谈论的人的真正的问题。
埃里克·沃格林：
真正的问题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一个原因可以称之为集体的无意识：当关于公共行为准则的意见居主导地位时，人们就会被迫变得无意识。但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些事会被迫处于公共讨论的范围。在一个我们这样的反智的（decultured）环境，很多东西被归到了潜意识（subconscious）的概念下。
例如由弗洛伊德（Freud）通过对他的病人的研究，所揭示的关于性生活的全部问题。人们早在16世纪就已经很好地意识到了这些事情，但是那些性的符号直到18世纪才为人所熟知，并之后由弗洛伊德所揭示。
人是小写的社会
（Man as Society Written Small）
14
问：您似乎说过，只有当社会被变得有秩序，个人才能够发现他自己的秩序。您认为倒过来说的话是否也成立呢？柏拉图，在《理想国》（polis）中认为，秩序始于个体，然后扩展到全社会。您会说除非每个人使得自己有秩序，不然社会不能够主动获得秩序吗？
埃里克·沃格林：
我不确定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你这个问题的意图。柏拉图的关于社会和人的符号，大致来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歪曲理解他，认为他是说人必须作为小的社会而存在，那你就颠倒了次序。这种关于柏拉图符号的颠倒十分常见，只是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尼采就颠倒了柏拉图的洞穴喻。但是今天多数阅读尼采的人大都既不懂尼采，也不懂柏拉图究竟在说什么。
重获与实在的联系
15
问：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也许您可能不愿意回答。您的著作总是出色和客观地进行描述。您能够就阻止我们这个时代令人不安的反智化(deculturalization)，提出某种规范性的建议吗？
埃里克·沃格林：
规范性的东西已经寓于描述之中了。人们必须重新发现与实在的联系，这一联系已经丢失于对虚构的实在的虚构联系之中。
16
问：在您当前的思考中，您是否仍然会使用心灵的开放（opening of the soul）这一概念？您能够详细说明这一点吗？
埃里克·沃格林：
是的，只是有时与这个术语所代表的含义有些不同。作为一个符号，它很棒，与封闭存在的进程（the process of closing off existence）相反。因此，正是开放的心灵，或者心灵的开放，与另一种可能性相反，这种可能性即是将你的心灵封闭进异化的状态的选择。如今，我使用这个术语去描述一种人与自身相联系的情况。与他本身取得联系，即是指重新开放（reopen）。
最著名的人与自己取得联系的例子是萨特（Sartre）。他通过“什么”（what），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与他自己的内在取得了联系。他没有存在的概念，但是存在之于他是一个事实。为了获得意义，一个人必须确立（project）一个意义。至于他应该确立什么类型的意义，他需要在没有外部建议的时候，独自考虑他所有的意义。
在“人是被判定自由的”的象征意义上，萨特表达了那种处境的绝望。因为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面对自由，如果你认为存在仅仅是一个事实而其中不存在任何解脱，那么自由确实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如果你下降成一个只是由一些基本元素构成的人，你已经在制造麻烦了。因为无疑，心灵的开放确实只是部分人的活动。这里还涉及到上帝的神恩（the grace of God），现在我仍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的神恩没有延伸到像萨特那样的人。
17
问：您对上帝的神恩有更多的了解吗？一个人应该怎样对待他的邻人呢？
埃里克·沃格林：
上帝的神恩是一个象征符号，是对神显或神性存在的参与体验。那就叫做神恩。它可以应用于积极的生活。例如，在神恩的状态中，你发现你的存在被某种特定的法则所规限，例如摩西十诫（Decalogue）。这些法则的第一条就是“我是你的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意味着，实际上，神恩是可以转移到别的地方的。如果你处在神恩的状态中，你不可能相信那些取代了上帝的人。
如果你处在上帝意象之中，那么有一个一般的假定是其他人也都与你一样。如果人的本性暗示了上帝的神恩和他的完满、以及开放性，那么你对待邻人就会是将他也视作一个同样朝向完满的人。这当然会遇到困难，因为其他人并不都是这样。看看基督被谋杀的例子就知道了。
自由主义 vs. 保守主义及埃德加·爱伦·坡
18
问：请问您如何看待当代的政治理论？您又如何看待它们的未来或者它们当下的地位？
埃里克·沃格林：
我不知道“当代的政治理论”是什么意思。它要么是指一种关于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哲学，要么不是。
19
问：在当代的政治思考中，两个概念范畴被广泛使用，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是保守主义。您如何看待这种二分？
埃里克·沃格林：
噢，那是一个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双人舞（pas de deux）。出于各种各样的实用目的，它已经被埃德加·爱伦·坡很好的分析过了。在内战（译者注：指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显然我们有像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这样的人，他能够处理这种问题，并将它放回到特定的原初的哲学位置（如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培根主义），然后以之为乐。我不知道今天美国的知识分子，是否接受了足够多的教育有能力写讽刺作品，讽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间的小争执，就像埃德加·爱伦·坡做的一样。他们太无知了，以至于根本不能够处理这样的问题。
20
问：您是说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都同样与意识形态联系过密，以至于不能够向真理开放吗？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其间没有显著的区分吗？
埃里克·沃格林：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没有向真理开放。这需要进行个人的心理上的访谈，才能知道他们是否是开放的。但是，事实上，是有那些不对真理开放的人存在的。当今在美国，那些活着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有能力能够处理这类本质的问题。
21
问：那是关于在实践领域的政治世界，本应该做的事却没有做多少的一个原因吗？
埃里克·沃格林：
是的。在内战前的那些年，美国仍然有人能够理解人类的处境。直到那时，（可感知的善）都取决于英语世界和欧洲的发展。之后，美国大平原和大片的开阔的草原空间被纳入了美国领土，这并不是培育知识、精神文化的最佳土地。因此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危机：美国必须再一次变得有教养（cultivated），一如当年制宪的国父们一样。
本期编辑：李佩倢
翻 译：杜 陈
校 对：李佩倢
审 核：大 兰
本文原文刊载于《新奥尔良评论》1973年第2期。本文经政治学人平台翻译及首发，文章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立场；个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及网站链接；媒体转载（包括网站、微博、微信号）请联系政治学人微信后台。识别二维码可添加编辑团队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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